盗窃，拖延与哺乳动物脑
你有没有想过，看一个人的脑袋形状，就能够判断出这人是不是有犯罪倾向？
这不是福尔摩斯的天才想象与严谨推理，也不是Precogs或者シビュラシステム（Sibyl System）。而是19世纪意大利犯罪学家，也是犯罪学的鼻祖萨切雷·龙勃罗梭（Cesare Lombroso）构想的犯罪推断技术之一：颅相学（Phrenology）。不严谨地说，就是通过测量一个人的颅骨外形，倒推她或他是不是天生的罪犯。当时的犯罪学，认为人之所以犯法，是因为他们天生就带了犯罪的种子，人性不是本善也不是本恶，而是根据出生的时候随机决定的。
当然，这一学科在后来也光荣地被推翻了，让郭冬临、杰森斯坦森、我等脑袋本来不好看的人松了一口气。不过我敢保证，你在看社会新闻的时候，头脑里肯定不止一次冒出过这个问题:”犯罪的原因‘到底’是什么？”
这个问题虽然大，却并非不当，因为你肯定不能想象在一个杀人狂拎着斧子到处窜的社会里面，人们可以安安心心搭建出飞往月球甚至火星的飞行器。而如果找到犯罪的“原因”，那么对症下药就不会太难了。但这个问题的确太大，因为违法犯罪多种多样，人们面临的诱惑与挑战花样更多，怎么就能一下抓住所有犯罪的核心？当然我也不能，不过接下来我们不妨系统性地思考一番。
我在这里不打算把“犯罪”拘泥于“违反某个政权确立的刑法”，或者“违反某个政治单位颁布的法律”，也不打算精确定义“犯罪”这个概念。毕竟不是法理学的文献。所以这里的“犯罪”仅仅指代我们心中大概都有的那个，模糊但宽广的概念。至于系统化思考，我们先从三个维度下手：
首先是动机主体。根据动机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自主动机犯罪和受迫犯罪。如果某种犯罪的动机类似于“想要活下去所以偷盗面包”，或者“今亡亦死，举大计亦死，死国可乎”类的阶级反抗，或者干脆就是“想做个好人，但是没有法官听我说”的被人胁迫。这些犯罪要么会因为社会的发展而洗白，要么就会让人唏嘘不已感叹造化弄人。讨论这些问题就已经是其它的社会问题，这里就不做深入探讨。
其次是犯罪伤害对象的规模，小规模犯罪如偷鸡摸狗、寻衅滋事、调戏妇女等，就像一只围绕着蛋糕嗡嗡乱叫的苍蝇一样，虽然造不成什么损害，但多少让人恶心。大规模犯罪，例如种族灭绝、发动侵略战争、种族歧视等。但这些“犯罪”引人思考的地方是，就是“罪犯”伤害的是某一群人，却由另外一群人冠以“反人类”等罪名。它们之所以被称为“犯罪”，与其说是对受害者的同情，或构成社会基石之一的同理心在法律角度上的延伸，倒不如说是通过这种手法摧毁了罪犯未来伤害审判者自己的可能。毕竟种族灭绝之类的一旦发生，伤害AOE（Area of Effect）极大，从概率的角度对审判者也是十分危险的。今天希特勒可以屠杀犹太人，明天他万一想要屠杀所有姓Wittgenstein的人，他真的可能办成。
之后是犯罪手法。只考虑复杂与简略的话，分为高智商犯罪和其他类型。高智商犯罪本身设计精妙（或者说狡猾），布局深远复杂，而这种乍看之下压倒性的力量常常让人感到敬畏，甚至有一种美的享受。但扭曲的美就是美的扭曲，虽然它有让人欣赏的因素，但我们作为常人，对“天才”犯罪的复杂程度及其犯罪后果有抱有极大的不确定性。为了弥补这些不确定性为普通人带来的损失，我们必须对这种犯罪狠狠惩罚。要让罪犯损失的期望远远压过收益的期望。
上面其实分别分析了三个维度各自其中一极，一个犯罪行为一旦有其中任何一个特点，它就可以被归为这种犯罪，所以“受迫高智商犯罪”（“《剑鱼行动》”型）或者“受迫大规模犯罪”（如“《勇闯夺命岛》”型）或“高智商大规模犯罪”（“《蝙蝠侠》小丑”型）“受迫高智商大规模犯罪”（“《碟中谍》”型）也都各自存在。而法律对于这些行为的惩罚对策，排除拘泥于社会发展水平的因素外，必然是经过了无数次博弈留下的，人类文明的积淀。
但这三个维度都在另一个极端的犯罪也有，主动小规模非高智商犯罪，例如上面提到的街头斗殴，寻衅滋事、偷鸡摸狗、调戏妇女，索贿受贿。这些所谓犯罪行为，零门槛，甚至有些时候门口还有个滑坡，只要决心放弃社会生命，谁都能做成，谁都能进局子。分配个代号的话这种大概叫“你瞅啥”型的犯罪。“你瞅啥”型的犯罪，甚至不会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，也没有在文明中传承的必要，除非是为了反映时代的混乱，或者青少年的荷尔蒙水平。但我们分析一下，寻衅滋事是因为“咽不下这口气”，让自己对于“丢面子”的恐惧绑架了行为；偷鸡摸狗是因为“凭啥你有XXX”，是被“虚荣”、“贪婪”等情绪蒙住了双眼；“调戏妇女”则是“这小娘们长得俊，但我这德行应该和她说不上话”，被“自卑”操纵了手脚；“索贿受贿”则是“我以前辛辛苦苦干那么拼，现在还不让我捞点”，被“补偿心理”带上了不归路。
而“恐惧”“虚荣”“自卑”“补偿心理”这些动机，等现在都被统称为“情绪”。要了解这些“情绪”，我们不妨对自己复杂又精妙的大脑（这是我的大脑让我这么说的）作一番简化，想象里面实际上住了一位爱因斯坦、一匹马和一条鳄鱼，“爱因斯坦”代表了大脑的新皮层（Neocortex），掌管了包括语言、逻辑、空间和抽象思维等“理性”能力；“马”代表了大脑的边缘系统（Limbic System），包括每次产生负面情绪都会极度活跃的杏仁核，和掌管俗称“脑海”的长期记忆的海马体，这里是“情绪”的老家；“鳄鱼”则是爬虫脑（Reptilian Brain），掌管呼吸、眨眼、心跳、消化等一系列维持基本生命活动的“基础设施” * 。我们常说的“被情绪淹没”就是新皮层管理失效，我们的行为被边缘系统绑架，之后造成的结果，在社会学角度可能就是上面提到的“你瞅啥”型犯罪；在个人则是“这蛋糕真好吃但是我已经超重了但是蛋糕真好吃”，或者“明天就要考试了好着急我还是先收拾屋子吧”，或者“我知道论文很重要但是Deadline还早我就再多看一章小说” ** 。
对“你瞅啥”型的犯罪，如果罪犯权势熏天，一人说了算，或者没有被国家机器保证的法律强制执行，杀人狂们就会像前面提到的，在街上拎着斧子乱转，文明社会也将顷刻间灰飞烟灭。所以“文明”，作为众人理性的集合，就提出了“法律”这一措施和“国家机器”这一工具当做自己被“情绪”绑架的Safe pin。我们每个人实际上也可以借鉴这种做法，在自己还能清醒思考的时候为之后被情绪绑架的自己设定“Safe pin”。和法律相类比不难得出克制自己爬虫动物脑的方法：
- 法律对于“你瞅啥”型的犯罪一般不是一刀切，也会有相当的处理余地，如果只是两人互相叫骂，那除了看热闹的人的时间和两人的社会生命以外没什么受损，那就让他们骂去；年轻人好动，小伙子别打架了，那身好身板来入伍保家卫国，或者去当运动员冲击世界纪录。而对于我们自己每个人，则需要让自己有机会和情绪对话，和它友好相处，一味通过理性压制成功的概率极低，要保证稳妥的话还是要给自己的情绪一个抒发的渠道，允许某些时候的情绪抒发，例如“就算我超重了还多吃了两块蛋糕，多吃就多吃呗，反正都吃了，今晚健身努力点”。
- 执法者中的先驱队伍：警察叔叔，在执法的时候也少有上来就把互相叫骂的人扔进看守所里的，总之先把两方分开，然后询问情况，该警告哪个警告哪个，而且越是和一般民众走得近的警察，越知道矛盾要点在哪，不会不接地气地直接用法律条文进行警告，而是摆事实讲道理暖人心。而对于我们自己的情绪，在爆发的时候我们也不能用“讲道理”的方法，而是如果情绪还能疏导就“哄”，情绪不能疏导但是造不成多大影响就“劝”，用上面提到的事情来举例的话，就是“我知道这个小说很吸引人啦，而且你肯定也在烦恼论文的Deadline对不对？你确实也在努力地想要好好做呢，我们把这章看完了就去写论文好不好？小说这东西一天看一点，把乐趣分散了才有意思啊。”
- 如果口头警告无效的话，执勤警官就要亮出武器，警棍电击枪胡椒粉橡胶弹等，意指让人迷途知返，不至于继续做出过分举动。而我们在面对自己的时候虽然用不到这么多恐怖的东西，但还是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“苏醒响指”，这个设定源自于市井版本的催眠术表演中，“催眠师”在打一个响指之后让被催眠者苏醒过来。比如“恩我设定了xx：xx分的闹铃，玩游戏就玩到那个时候，铃声一响我就要条件反射一般地存档退出关电脑”或者“我现在是在沉迷于这个漫画，但我关掉手机屏幕，静坐两分钟”，设定这样一个外部的标志，或者进行一个特俗的仪式，或者干脆就找个人监督自己，通过自我暗示或借助他人力量达成结果。
- 最后就是法律本身，明确赏罚制度，“今天努力写了论文，没有中途掉进游戏的坑里，值得奖励，晚上和朋友出去玩一圈吧”，或者“今天为了避免准备考试而收拾房间，这可不行，要惩罚这样的自己，今晚要写一篇三千字以上的文章。 *** ”使用奖励或厌恶疗法来规整自己的行为，增加理性大脑的控制强度。
文章提出某些犯罪问题的原因源自边缘系统对行为泛滥的操纵，以及新皮层对于下层大脑的管控不力，迁移到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克服拖延等方法。下笔千言离题万里，从古典犯罪学撤到好莱坞电影，最后落到自己克服拖延症以及沉迷的方法，杂文一篇，如果觉得思维过于跳跃还请多多见谅，如果还有其他问题欢迎留言批评指正，谢谢！
* 这一段基于美国神经学家Paul MacLean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“三位一体脑”假说，虽然它只是一个假说，并且听起来有点形而上的嫌疑，但这个推断的确精准地拟合了现代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
** 写这段的时候简直就是无情自爆（自己爆自己的丑事），举的这三个例子在自己身上都发生过，所以写完了脸上还发着烧>д<
*** 也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事QдQ